江南体育-欧洲篮球联赛席卷全球，球迷热情高涨

　　涂文涛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为支持抗战而开展的征募运动层出不穷，从武汉学生抗敌工作团开展的募捐游艺公演、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的公演募捐，到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10万人大游行火光辉映长江两岸；从面对民众普通缺乏战时观念而深有感触的董必武、走在街头游行队伍最前列振臂高呼的郭沫若，到面对全民募捐支持抗战作出深刻而客观评价的胡绳；从各界抗敌运动大会、“七七事变”一周年献金运动到30万封慰劳信运动。一次次征募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江南体育抗战。

　　八十年前的武汉三镇，一派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御敌沧桑画卷，也是一幅此起彼伏、义薄云天的民族大爱画卷。它所呈现出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局限，对当前募捐筹资乃至人道资源动员仍具有重要启示。

　　背 景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依然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汉口是商业集中地，汉阳是工业重镇，粤汉铁路建成后，它随之成为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物资运往内陆的枢纽。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继续推行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政策。“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必须攻下汉口、广州及其欧洲篮球联赛席卷全球，球迷热情高涨他抗战中枢”，“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鉴于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日本昭和研究会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如是说。因此，汉口成为这一时期日军的重要目标。

　　此时，分布在战区的商界、文化界等各种社会团体也齐聚武汉，与武汉民众携手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正值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国民政府的积极抗日、湖北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共两党的合作、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遍布武汉三镇的征募运动呈燎原之势，拉开了抗战背景下武汉全民参与募捐支持前线的序幕。

　　概 况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继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又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欧洲篮球联赛席卷全球，球迷热情高涨我国人民的愤慨，在武汉三镇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月8日，教育会、商会等武汉地区民众团体纷纷致电平津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全鄂2500万民众表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言，汉口各界募捐慰劳前方将士委员会成立。随后，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武昌市民捐输款物慰劳抗敌将士委员会等团体相继成立。截至11月中旬，国民政府宣布迁渝前，仅武汉一地成立的后援团体就达二十个。他们一方面向政府吁请抗日，保卫家国；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动员捐献、征募钱物，慰劳前方抗战将士。

　　1937年10月21日，湖北省征募委员会成立。是年底，负责抗战宣传的军委会政治部先后发动了各界抗敌运动大会、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纪念“九一八”扩大宣传、“七七”献金、救护伤兵、征募寒衣、30万封慰劳信等较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其间，由民办大公报社发起组织、军医署支持、红十字会参与的救护伤兵运动，从1938年4月到10月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而“七七”献金运动五天时间便募集上百万资金。至此，武汉抗战征募运动进入有动员、有组织、有活动、有整合、有特色、有外援的时代。

　　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及后来的第三厅领导下，经过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广大民众热血沸腾，家国情怀不断积淀，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他们虽不在抗敌前线，却在大后方投身如火如荼的献金运动，以另一种形式支持抗战，成为那个时代嘹亮的民族凯歌。

　　特 点

　　一是丰富有效的群众动员。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展开的，在中国经济严重落后的背景下，社会资源极度匮乏，很难募集太多钱物。当然，也有一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对支持抗战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所以，有效的群众动员，对于唤起国民的爱国热情，以踊跃捐款捐物等行动支持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刚来汉不久、负责宣传动员的军委会政治部便招待在汉的新闻报刊文化界人士和汇集在武汉的各地文化界人士，号召这些有识之士肩负起动员民众之责。在国民政府迁汉不到一年时间里，由军委会政治部及后来负责抗战宣传的第三厅先后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宣传运动，组织了各界抗敌运动大会、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抗战节约宣传周等活动，以演讲、演剧、广播、电影、美术、歌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传播了“保卫大武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理念。

　　特别是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分别进行了文字、口头、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七种宣传形式。活动第一天，适逢前线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刚成立的第三厅立即行动，在两个小时内便动员了5万余民众举行庆祝大会。当晚，还举行了10万人大游行，火光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滩头。游行队伍中，走在前列的郭沫若带头高呼“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口号。从1938年4月7日至13日，历时一周的宣传，让民众对于第二期抗战形式及意义有了深刻认识。

　　此后，第三厅又组织领导了抗战周年纪念扩大宣传周、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扩大宣传、“九一八”纪念扩大宣传等活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怀，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也激励了前方将士再接再厉、奋勇杀敌的斗志。

　　二是层出不穷的献金运动。在动员群众的同时，武汉三镇还开展各种义演、义卖、献金运动，以及慰问伤兵、难民活动。

　　1937年7月13日，汉口各界募捐慰劳前方将士委员会成立当天，汉口市商会便向会员发出“各竭其力，各尽其责，共策后援，救国输财”的号召，共筹款2万元汇寄抗战前方。武汉大学师生募集卫生包4600个、棉被500余床，教授苏雪林捐出其全部积蓄价值七八千元的黄金51两。11月，考虑日机经常空袭武汉，市工商界捐款1.65万元，用以增强城市防空设施。

　　除直接动员个人捐献外，汉口市各剧团还进行多次公演募捐。“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日，武汉学生抗敌工作团举行募捐游艺会公演，筹得700余元；成立于1937年8月的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仅两个月便公演12次，筹得票款6000余元，受到湖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传令嘉奖。

　　1938年3月15日，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举行各界抗敌运动大会，现场组织300余支宣传队，募捐队在当日动员民众5万余人捐款4000余元。

　　是年4月开始的救护伤兵运动中，大公报社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进行宣传动员，先后发表52篇新闻报道、4篇社评、11篇短评，为伤兵、病兵呼吁，在强大的宣传动员下，半年共募款146704.228元。以新运会为主导发起的节约运动，前后持续两月之久，分为生活节约、节日节约、节约献金竞赛等，汉口市各业节约献金竞赛委员会组织了武汉市酒菜业、银钱业、理发业、纱绸缎业、布匹百货业、五金业、颜料业参赛，持续7天的献金竞赛共募款8582.69元。在“七七事变”一周年献金运动中，持续5天共动员100万人次参加，募款近100万元。

　　在络绎不绝的献金人群中，既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中国共产党人士、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艺术界人士，也有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车夫、小贩、家庭妇女、豪门闺秀等，甚至有擦皮鞋的小孩和乞丐。这种全民参与募捐的景象，固然与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情分不开，也与国民政府迁汉后坚持不懈的全民动员密不可分。

　　时任武汉《全民抗战》编辑的胡绳说欧洲篮球联赛席卷全球，球迷热情高涨：“当战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公私生活，给每一个人以鞭挞与刺激，同时又给以最好的教育。千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影响下深刻地考虑到自己的生存与前途。”

　　三是统一有效的组织机构。设立统一组织。“七七事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征募的机构。当时两大主要征募机构为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和汉口市各界抗敌后援会。1937年10月21日，负责抗敌后援自卫事宜的湖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湖北省征募委员会，主管全省征募事宜。省征募委员会成立当日，便通过了征募委员会组织规程及主席委员、常务委员人选。

　　制定制度规则。省征募委员会相继制定了《湖北省征募委员会征募实施办法》《湖北省征募委员会征募慰劳品收缴规则》《湖北省征募委员会统一征募办法》等。

　　另外，还制定了《湖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征募委员会组织规程、征募委员会征募实施办法和征募慰劳品收缴规则及应募慰劳品一览》……从此，湖北省的征募活动有了统一指导，有了制度规则，逐渐规范了湖北省包括武汉市的征募活动。

　　厘清相关职责。根据《湖北省征募委员会征募实施办法》，湖北省各县抗敌后援会和武汉市各机关、各行业后援团体均处于湖北省征募委员的管辖下,先前各自分散无序的征募活动被统一起来，有利于统筹安排，合理分工。

　　办法又规定：各经手征募之机关团体，就各该管辖范围内征募之。避免了不同的征募组织向同一单位或个人征募的弊端。针对有的征募机关私自支配或挪用捐款物，《湖北省征募委员会统一征募办法》规定：各机关团体如有发起募集慰劳或救济款品事项，须商得湖北省征募委员会核准后始得募集之。这些规定，逐渐使湖北省包括武汉市的征募活动不断趋于规范。

　　四是各类力量的收编整合。随着武汉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团体，至武汉沦陷前，社会团体达七八十个，再加上原有的二十个，围绕武汉抗战的救亡团体达百个之多。为动员和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团体的抗日积极性，整合这些力量显得尤其重要。

　　当时整合方式有两种：一是收编整合。军委会政治部将四个抗战宣传队、十个抗敌演剧队、一个漫画宣传队及孩子剧团收编。二是外部联合。根据开展活动的需要，将地方及社会团体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各自职责，发挥各自作用。

　　在武汉抗战后期开展的各种征募运动中，外部联合的方式比较常见。1938年7月7日，以第三厅为主的武汉各界抗战建国纪念会筹备会举行了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既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第三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机关，也有湖北省市政府和党部，还有省市商会、抗敌后援会、银行业公会、纱业公会等社会团体。有效整合了地方和社会等方面力量，充分发挥了宣传机关动员、组织部门协调和社会团体连接国家与民众的中介功能，全社会形成了合力，为成功发动“七七”献金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根据需要，在开展统一的征募运动时，总是先联合各方力量成立一个筹备会，统一部署、规划和推动具体的措施，并由此形成了征募运动联合机制。

　　五是各具特色的征募运动。从征募运动发起者来看，有以政府部门为核心发起的，如“七七”献金运动和30万封慰劳信运动，也有社会团体发起的，如以大公报社为核心的救护伤兵运动；从征募目的看，救护伤兵运动是为救治前线受伤的官兵，救济黄灾运动专门用于花园口决堤难民，“七七”献金运动则是慰劳前线作战将士及家属；从征募物品种类看，有为将士和难民募集棉衣的寒衣运动，也有满足前方将士精神层面需要的30万封慰劳信运动；从征募规模看，以“七七”献金运动最具规模，5天筹款100万元；从征募影响力看，这次运动还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献金运动，将以往由民间团体发动和组织的区域性募捐活动，首次变成全国性的民众献金运动。

　　此后开展的30万封慰劳信运动、征募寒衣运动、节约运动也迅速从武汉蔓延至重庆、成都、长沙、甘肃、陕西等地。以武汉为中心的献金运动逐渐推向全国，国民政府将国内民众的捐款献金正式纳入抗战体制中，使之成为中国抗战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是国际组织的鼎力资助。武汉抗战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和鼎力支持，在各种外援中，以红十字会组织尤为突出。据1938年1月10日《国际日报》载：汉口九日路透社电，苏联新大使奥尔斯基定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赴重庆向林主席呈递国书，偕行者有大使署武官德拉津将军与大使署秘书。按：奥氏乃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兰州抵汉，同时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寄来汇票，共款三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二元一角一分，捐助中国红十字会购买药品，医治战争中之受伤者，该汇票已于昨日由苏联大使署送交中国红十字会矣。

　　此外，德国红十字会派医生二人、包扎专家二人到汉口前线服务，又赠来医药用品四十卡车。意大利政府和红十字会捐赠大批药品及外科器件，一份送至汉口，一份由内地教会支配，一份送至上海交国际红十字会分配。1938年5月13日《百导报》载：荷兰政府捐助五万佛洛林（荷币），以供购买中国防疫医药品之用。中国战区救济会今日宣称：已递寄金鸡纳霜一百万粒赴华，以便分配于汉口区域之战地医院一百二十五所。

　　此外，还有伦敦中国伤兵难民救济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等组织向武汉战区捐赠药品和资金。

　　局 限

　　武汉抗战时期发起的各个征募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这一时期的募捐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与组织，处于零星、不深入、不持久的状态，呈自发、分散、无序等特点。

　　具体来说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民众动员缺失，积极主动、大范围的捐赠少。民众动员是最深入最持久的动员。全面抗战后，武汉同其他地方一样组织了抗敌后援会，但抗敌后援会只召开职员会，未召开过抗敌后援本身的群众大会，在团、队、组中流行的开会方式，最普遍的是座谈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和动员，加上远离战场，武汉民众普遍缺乏战时观念，很少积极主动捐款捐物。转移至武汉的伤兵感慨地说：“上海诸地的女学生和老太太帮助我们，武汉人士一点表示都没有，试问我们为谁牺牲！”

　　当时在湖北领导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的董必武对此深有体会：“自卢沟桥事变以后，往来武汉的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武汉不像战时状态，只有军队的过境，伤兵的就医，在武汉市面曾鼓起小小的波纹。”

　　另一方面，统一组织缺失，有效、有序、持续的捐赠少。“七七事变”后至国民政府来汉前，武汉成立了近二十个团体，主要开展募捐、慰劳及救济难民活动，由于缺少统一的指导机构进行组织管理，不同组织之间不能统筹安排，协调分工，征募时出现不同的募捐组织接二连三地对同一单位或个人进行劝募，造成了工作的无序与混乱，也挫伤了民众捐赠的积极性。

　　启 示

　　回望历史，以古鉴今。八十年过去了，武汉抗战及其发生在武汉三镇的征募运动已成历史烟云，但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武汉征募运动和各类募捐活动，值得认真研究。

　　抗战初期，以国民政府迁汉为分界点，武汉的征募运动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国民政府迁汉前，各类活动尚处于自发状态，分散、无序、被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全面、深入、持久的全民动员缺失；统一的指导组织机构缺失；及时有效的融合协调缺失。国民政府迁汉后，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动员下，募捐由自发走向自觉，无论在宣传动员的深入性、组织机构的功能性，还是募捐活动的有效性方面，都有大幅度地改善与提升，起到了唤起民众爱国情怀、慰劳抗战战士、激励军民意志、鼓舞前方士气的作用。

　　这场以抗战初期为背景的征募活动，虽然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世界格局不同，但对当下的人道资源动员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把广大民众作为动员最重要的对象、最广泛的群体和最深厚的资源，结合时代特点，采用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紧抓重大契机，利用名人效应，趁热打铁乘胜追击。把筹划活动、搭建平台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舞台，借助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团体和媒体等各方力量，同时以行业、企业为重要载体组织征募。把完善的统一架构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力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基础，指定统一的主管机构，依托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建队伍、定制度、明职责，规范、有序、有效推进。把采取优化整合手段作为重要的推进机制。资源整合是解决资源匮乏的有效手段，借助宣传部门动员、主管部门协调、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担当纽带，分类、收编、联合，确保人道资源的有效动员。

　　此外，还要动员人道资源还应注重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外宣争取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的鼎力支持，多维度推进人道资源动员工作向前发展。

　　（作者系湖北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副部长）